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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曼菱

《光明日報》（ 2023年09月01日 15版）

1981年春，作者在北京大學未明湖畔。

【資料圖】

又是一年升學季。

以前寫過一些關于高考的文章，回憶的都是轟轟烈烈的大事件，大驚大喜，寫時代對我們這代人的慷慨賜予，仿佛是“黃河之水天上來”。驚濤遠去，自有歸處，而細節，猶如大浪淘沙后平靜的水紋，是我們自己的“私人史”。

1977年，恢復高考。

那個時代有個口號：“人生能有幾回搏？”

我在自己居室的墻上貼了兩張地圖——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歷史大事年表貼在床前，一張是世界史，一張是中國史。數學公式、三角函數的數值，臨近考試的那幾天再重點背。

那時，單位派我去參加“農業學大寨”。白天我推小車運土，晚上回來溫習。

母親買了牛肉，切成小塊，用醬油烤干，放罐頭瓶里。晚上我嚼著看書，不瞌睡。

窗前放著一對啞鈴，上肢運動能使大腦清醒。

去照相館，告訴師傅，拍一張準考證上貼的照片。師傅說：“放心吧。”照片提前取到，一看，果然秀麗端莊。后來北大招生組組長趙老師說：“一見照片，就讓人喜歡這個學生了。”

中學一派活躍，各個學校紛紛尋找往日的得意門生。

我的母校昆明市第二十四中學地處偏僻的西郊，被稱為“沒有圍墻的學校”。我們成天在小河邊溫習，在田野里小憩，作業本常被風吹到水里。正是這種“風餐露宿”的習慣，使我在下鄉后也能在雞犬相聞的環境里讀詩書。

我跑回學校向老師們借書，那時教科書已經是“洛陽紙貴”。教歷史的孫老師主動說，他上我家來，為我講三天課，保證我抓到重點。

我捧著代數書和幾何書回家，想起了曾老師。最后一次在路上遇到他，是當知青的我回來探親時。曾老師哀傷的目光注視著我：“張曼菱，你在下面，要抽空翻翻書。不要忘記了！”我茫然地點頭，心里卻想：“這有什么用？”那時候我們想的是如何回城，還有戶口、糧食，至于代數、幾何，離我們何其遠！不久，就傳來曾老師逝世的消息。一位生命即將走向盡頭的老教師，最后牽掛的還是學生，他對未來是有預見的。

未來，真的來了！曾老師對我的牽掛，成了我溫書備考的力量。后來，當我得知自己的數學是文科考場里的最高分，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曾老師，我想告訴他：“學生沒有辜負您！”

考試是需要有些準備的。大事當前，要預演。卡洛斯·克萊伯是卡拉揚之后的又一位著名指揮家，他的指揮充滿激情，他坦承自己對著鏡子預演過。

考試的前一天，我在上班，抬著大掃帚掃操場。一位年邁的教師走過來，關切地問我：“你有沒有去看一下考場？”我愣了一下，還需要提前去看嗎？事實證明，非常有必要。

我的考場在昆明市第八中學，這個中學的門口我經常路過，但那天走進去卻是第一回。一看，各個樓已經貼上了鮮明的標識，第幾考場等等。繞來繞去，我才找到了自己準考證上的那個教室，隔著玻璃窗望進去，里面每張桌子桌面的左上方貼好了考號。我也大概知道自己坐在哪里了，那個位子夠敞亮。

進考場考試那天，就聽見很多考生在焦急地詢問教室在哪兒。我則胸有成竹，停好自行車，走進自己的那個教室，心理上多了一重優勢。

我的座位后面是一個年紀比較小的考生，開考后只聽見他的筆像雞啄米一樣發出聲來。旁邊的老師說：“不要緊張。”我很想告訴他，不如先拿張白紙畫一只鴨子什么的，讓手放松下來。

第一天上午考的是數學，下午考完我取自行車時，有幾個監考的老師對我指指點點，聽見他們說：“就是她，數學全做對了！”呵，他們一面收卷，一面已經搶先閱卷了。

記得監考的老師總是多給我稿紙，最后才來收卷子。一個教室的人都走光了，他還說：“多看看，多看看，不忙著交卷。”我不敢抬頭，我知道，在他的眼睛里，一定寫滿了期待。

在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人才的培養有一種如同傳接力棒的優良傳統。現在人們都傳頌著西南聯大“弦歌不輟”的豐功偉績，可是人們想過嗎，正是戰時那些中小學校艱難轉移，從不放棄，輸送著一批批少年，西南聯大及其他戰時大學的新生才會源源不絕。辛辛苦苦而默默無聞的中小學教育，是人才鏈的起始點。

父母問我：“考試的那三天，想吃什么飯？”我說：“雞湯米線。”于是，父親起早去買汽鍋雞，母親加工米線。

后來父親對我說：“排隊買汽鍋雞的時候，我后面有一個人戴著北京大學的校徽。當時心中一動，想要是能考上這所大學就好了。沒料到，你竟然就上了北大！”

等待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段日子是難挨的。片區里錄取通知書都發放完了，沒有我的事。我徑直去五華區查問，一報名字，人家說：“就剩你這份了。”

“重點大學的都要到區里領取。”辦事員拿出一個大信封，上面印有“北京大學”。

騎上自行車，我撒開雙手沖下了武成路的陡坡，唱著：“藍藍的天上白云飄……”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寫的正是這樣的捷報。

家人聽到一連串上樓的聲響，知道我必是“得勝回朝”。進家門，將懷里的信封抽出來往床上一甩。父親立即打開來，哇，一厚沓，什么新生歡迎信、轉戶糧關系的證明，連行李標簽都備好了。

那是1978年秋天，家里開始給我準備北方過冬的衣服。此前一直沒敢準備，怕考上北大是種奢望。母親拿出她新織的毛線褲，我推拒，我知道她冬天腿疼。可是我不會說好話，只會說賭氣的話：“這么紅，我不穿！”最好的衣服是一件駝絨大衣，那幾乎花了我一個月的工資。除了在南方穿的小棉襖，母親又趕著縫制了一件帶墨綠菊花的罩衫。其實最冷的是腳，招生老師告訴我要買毛皮鞋，但昆明沒貨。后來到了北京，我嫌貴，便買了雙大棉鞋，我們叫“大頭魚”。我穿著這雙鞋跳舞，當了四屆的文藝委員。

夜色中，父親和妹妹把我送到車廂。我乘坐的是硬座，帶著奶奶的舊木箱和父親的一個布面旅行袋，旅行袋上打了補丁。從窗口望出去，昏暗的燈光下站著父親和妹妹。我就這樣離開了家園。

從貴陽上來了一個“大腦袋”。車上有《人民日報》，顯著的版面登著照片，說北大錄取了一位魯迅研究者。有人指著報紙說：“錢理群！”我上前去問，果然是他。

畢業后我和錢理群有很多交流，有一次他對我正色道：“你不能叫我錢老師，我們是同一年入學的。”我說：“好，就叫師兄。”于是稱之為“理群兄”。

進北京站，看到各個大學歡迎新生的紅幅標語，氣氛熱烈。找到北大的桌子簽到，那個幫我拿行李的男生說：“我也是新生，昨天到的。”

新年晚會上，我登臺唱了一曲《小河淌水》，因此出名。到圖書館有男生讓座，說：“你的民歌唱得好。”我笑笑。在遙遠的云南，我曾作為一名工人為新生布置歡迎會場，當一切就緒后，我突然站到臺上，預演了一曲，唱的就是這支云南民歌。我幻想自己有一天也會被迎進大學。那時是在醫學院當工人，每年為新生發家具、搬鐵床的都是我。隨“開門辦學”的醫生們下鄉去，我管中藥房，采藥，制藥，學了不少本事。假如沒有高考，我可能會成為一名自學成才的中醫。

記得我幾乎和所有教我們的老師辯論過——當時的教材還是舊的，很多已經不符合新的時代精神，但老師亦不得自行改動，于是成為我們的“靶子”。在校園里，我們這批學生幾乎是“哪兒敲鑼哪兒到”，唯恐錯過了什么時代的大節目。好在學校對我們相當寬容，老師們見多識廣，分外慈祥。

北京大學的校徽戴了一年，我有了一個男朋友，是中國社科院的“紅學”研究生，在他的“敲打”下，我沒那么浮躁了。同學們也一個個沉潛起來，尋求各自的專業與愛好。

百廢待興，期待人才。我們不再是“憤青”，建設祖國可不是頭腦一熱的事。學海行舟，校園四處是讀書人。夜間宿舍關燈，人人都裝了自制的小臺燈。蚊蟲飛襲，路燈下還站著捧書人。老師們在課堂上提醒：大家要注意身體。

正是在這時，中國女排成為全國人民的一盞心燈。她們是從“0∶2”翻身的。于是我在一張紙上寫下“0∶2”，貼在床頭。然而我是“輸家”，寫了兩個中篇，都沒能發表。

每天早上或下午，我都要去學校的體育場跑兩大圈。體能，在人生的任何一個階段都是很重要的。我是中文系800米冠軍，無人能敵。我喜歡接受挑戰，不害怕挫折，這樣能變得越來越強大。

一年后，我扯下了貼在床頭的那張“0∶2”，終于“2∶0”了！兩個中篇《有一個美麗的地方》和《云》，在1982年的春天連續發表于當年的《當代》第3期、《收獲》第4期。

畢業前，我正在校園里四處跑，辦離校手續。幾個電影廠的人找來了，在宿舍里等我。我的處女作小說《有一個美麗的地方》最終由北京電影學院的青年電影制片廠拍攝，那個劇組的班底是與我同屆的大學生。

畢業后我分配到天津文聯，從此有了工資。父親卻有些失落：“今后再也不用去郵局給你匯錢了。”

四年里，我的生活費都來自父母的匯款。郵局那個柜臺的營業員已經熟悉父親，每個月都會看著他用帥氣的鋼筆字寫下“北京大學中文系 張曼菱收”，十分仰慕。父親總會與人家寒暄一番，乘興而歸。

這大概是我此生帶給父母最大的快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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