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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向莊子天下篇致敬的文章，以道術的視角，來看中華五千年的學問，在一些關鍵點處感受其氣息，“聽風有信”，聞風而悅，我們回到一個個當下，去感受那種思想的交融。

中國學問的大宗，一是由孔子開創(chuàng)而傳下的；一是由老子開創(chuàng)而傳下的。至于法家一脈，未形成學術之大宗，卻在實際的施政中得到實際的應用。

(資料圖片)

對于佛教，我們探究其中國化的問題，最終落實到禪宗和凈土宗這兩宗，禪宗在士大夫圈子里流行，凈土在底層民眾流行。兩者與傳統(tǒng)的禮制沒有重大沖突，所以得以存續(xù)。

西學其實從明末隨著基督教的傳播正式在中華大地傳播，到了清末開始強行進入，到了民國可以說大半都是西學的天下，如今我們的學問官方以馬列為主導，其實根子上還是西學。

對于道家，其實可分為學問的道家和原始宗教性質(zhì)的道教。學問的道家，以老子，列子，莊子這些道家人物為代表。而原始宗教的道家，融合了原始巫術傳統(tǒng)，陰陽家的術數(shù)，以及兩漢佛教的一些組織形式形成了中國本土的道教，如五斗米教。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為道學的本源。

說了中國學問的儒釋道三家，其實總成的應該是史家，史學對過去所有發(fā)生的記錄，具有總成性，不偏向于哪一家。至于具體的史家如何記錄的，如何取舍的，又帶著思想、價值的偏向。六經(jīng)皆史（章學誠語），經(jīng)史是互通的。六經(jīng)并非儒家的獨家經(jīng)典，而是諸家共同取用的文獻。史學之上出就是道術。這在莊子天下篇里有學問的綜述。天下篇對疏通總成中華的學術，有著重大的指導意義。中華學術其自身的局限在哪里？可以在西學和佛學里尋找，這么說吧，我還是覺得是可以與西學、佛學等發(fā)生對話，不是誰蓋過誰，誰統(tǒng)籌誰，誰嵌入誰的系統(tǒng)，這些都是一廂情愿的，也是沖突的根源。

五千年的學問，我們又不得不系統(tǒng)而深刻地加以認識。不然就是一團亂麻。生有涯，知無涯，所以對于學問的探究又不能總是落入具體的細節(jié)中。但是對于經(jīng)文的逐字逐句的闡發(fā)這種細節(jié)工作卻是不得不為的。

統(tǒng)觀中國的學問，孟子處在一個很關鍵位置。這個位置處理了幾個問題。一是君主與民眾的關系，這里開出民本思想和王道思想；二是對心性端實的梳理，這是心性學的開端；三是性、情、孝的打通，這里夯實了“孝悌為仁之本”這個思想，并把家作為文化、政治、經(jīng)濟的基本單元給確定了。在孔子那里的內(nèi)圣外王之學，在孟子這里深化了內(nèi)圣之學。

說到孟子，就不得不提到同時代的莊子，孟子和莊子在文獻上沒有任何交集，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莊子對孔子，對孔子思想的批判，在莊子文本里是清晰可見的。我這篇文章的思想基底是莊子天下篇，所以莊子是一個更為隱性，更為深刻的位置。莊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絕對是開創(chuàng)了新路，由莊子和佛學的結合，開出魏晉玄學以及禪宗，這是毋庸置疑的。

在孔子時，說王，就是周天子，而到了戰(zhàn)國時代，諸侯稱王，王的分量變輕了。內(nèi)圣外王是莊子首先提出的，所以這個王相應的是周天子之王還是諸侯之王，或者是另有涵義。這也是需要探究的。我認為是超越政治性的王，是一種道術上的王。孔子也被后世尊為“素王”。

孟子之《孟子》，上出到子思之《中庸》，在上出到曾子之《大學》，然后上出的《論語》，《論語》是六經(jīng)的門戶，是孔子治六經(jīng)的問學、教學記錄。在時間上，五經(jīng)之《春秋》是最后面的，屬于東周之上半部分。然后是《詩經(jīng)》，其中詩歌大體之分布上在周朝。《禮》之主體也在周朝。《尚書》從堯舜開始，一直到周朝。《周易》主體是在周朝，但通達伏羲黃帝堯舜夏商周以至于周朝的思想演變。這是四書到五經(jīng)。其實這里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五經(jīng)與六經(jīng)的轉(zhuǎn)變，樂經(jīng)到哪了？沒有樂經(jīng)，如何以禮樂治天下？

孟子后學，是荀子，有《荀子》一書、荀子可以說是對先秦儒學的終結，荀子而后轉(zhuǎn)而為法家，從荀子到韓非子、李斯，因秦朝之大統(tǒng)一，開創(chuàng)帝制。荀子雖然是一代大儒，但是也是結束了先秦的儒學。

荀子而下，由董仲舒開啟了漢代儒學的大一統(tǒng)。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是漢代大一統(tǒng)儒學的開端，同時代的有韓嬰的《韓詩外傳》。整個漢代的學問，都帶著對秦朝抵觸和韓非李斯的法家學問的反思和深切批判。漢學之前，其實有黃老之學的興起。黃老之學是結合了道家和法家，漢代的儒學是結合了黃老之學與先秦儒學。

漢學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古今文之爭，這是一個恒久的爭論。其實也算是義理和訓詁之爭吧。這個爭論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還是在這個“天人之際”的大傳統(tǒng)前提下。孔子以前學問，并不重視義理的發(fā)揮，然而還是有著系統(tǒng)而完整的傳承，這個完整就體現(xiàn)在中國文化的終極“道”上，這個道包含了天文、地理、萬物、人事、文化。因孔子對古之文獻進行了系統(tǒng)的梳理和整理，以及幾十年的教學解釋，留下了傳承。而孔子之后文獻得到重新的闡釋進而換了新面貌。孔子之前與孔子之后之大流變，這就是古今文爭論的起因。而具體到漢代的古今文學術之爭，學術之爭之外，那就還涉及到政治性的利益之爭了，他們都在爭學術的正統(tǒng)性問題。

漢代其實已經(jīng)有了佛學的傳入，還沒有大的影響。到了東漢末年，大一統(tǒng)的秩序打破，到了三國時期，再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算是佛教興起的時期，戰(zhàn)亂給了佛教這個傳播的窗口期。到了隋唐，佛教興盛各個宗門呈現(xiàn)百花齊放，為大家所知的有八大宗派——天臺宗、唯識宗，華嚴宗，三論宗，律宗，密宗，凈土宗，禪宗。佛教畢竟是和中華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文化體系，最終在唐朝后期激發(fā)了文化沖突和社會矛盾，有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滅佛運動，自此以后，佛教大宗落在了禪宗和凈土宗，都是本土化的佛教了。

到了宋朝，儒學、佛學爭鋒，儒學在爭鋒的過程中，經(jīng)北宋五子的鋪墊，到了朱熹集大成，開創(chuàng)程朱理學。說到理學，我們提孟子，其實還有提到一個人物，那就是顏回。不管是孔顏之樂的闡微，還是對克己復禮為仁的闡發(fā)，都表現(xiàn)的程朱理學的趨向——心性之學。其中還有另外一支就是陸九淵的心學。陸九淵的心學，到了中明時王陽明集大成，這就是陸王心學學派。特別是王陽明的心學，在中國本土并沒有用好，而在日本大力推行，最終對開出明治維新有著重大的推動。程朱理學在元朝開始立為官學，明朝整體上是理學為宗，但明朝的政治體系是有問題的，程朱理學在明朝成為禁錮新思想的學說。而王陽明的心學就是在一定程上突破程朱理學的框框而新立的學問，殊為難得。這里有一個細節(jié)就是對古本《大學》的恢復，別看這是一件小事，陽明心學就是從理學滋生出來的，他們在同中開出不同，從不同中又去實現(xiàn)同一目標，天下平的目標。

王陽明心學，往后也流于虛浮，談玄說妙者多。明末隨著利瑪竇來華傳播基督教，把西學引入中國，而同時也把中國的學問引到了歐洲，中國的學問進入歐洲，開出了歐洲啟蒙運動。而隨著明朝的滅亡，清朝的建立，中國的學問又有新的變化。先是明末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子等提倡的實學，提倡學問的務實。其實對明朝的滅亡，士大夫必然要去反思的，而偌大的漢族被北方的夷狄所統(tǒng)治，這是不得不去反思的，所以提倡實學。但是在此之前，是理學為大體，陽明心學興盛，所以明末的學術實在哪里呢？就在兩個方面，對文字訓詁的重視和對經(jīng)世致用的重視。

清代的學問也是經(jīng)過好幾個變化。大的背景是滿族對漢族的統(tǒng)治這樣的一個大前提。所以在學問上，有和明以前的學問不一樣的地方。延續(xù)明末的實學，在清初，樸學興起。發(fā)展到乾嘉的學問，重考據(jù)，不重視義理的發(fā)揮。這也是有問題的，只有文字學，沒有思想性，這種學問也是有問題的，可以說中華學術從此是一致下滑的，過于偏重知識性，準確性，但是脫離了當下的生活環(huán)境，非“執(zhí)今之道”，沒有踐行的基礎，和實際的政治和社會生活脫節(jié)，那么學問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有識之士會看出這種問題的。所以有義理學的復興，當時曾國藩等湖南派學問興起。這里我的感受就是清朝樸學的興起，和滿族對漢族的治理有著莫大的關系。滿族傾慕漢族的學問，并且得到很好的繼承。但是呢，他們又要對漢族統(tǒng)治，他們不能讓漢族集聚起力量，不管是軍事的力量還是凝聚性的精神力量。所以他們要掌控住文化的核心和闡釋權，于是皇帝就是圣人，把經(jīng)典的解釋也中央集權了。這也是五四以來，國人反傳統(tǒng)也就是反這個大梗。這個鍋，也讓孔子背去了。

再往后就是西學的進入，中西文化的大規(guī)模交流，會通，涌現(xiàn)了一大批學問大家，但總體上學問的破碎的，所謂的“百家爭鳴”也是烏煙瘴氣的，傳統(tǒng)學問被破壞的厲害。這里有一個文化背景是，在當時的國際關系里，工業(yè)革命帶給西方先進的生產(chǎn)力和強大的軍事力量。西方迫切地想要打開這個古老的東方古國，要高價銷售他們的商品，低價獲得這個國家的原料，這樣他們的商業(yè)體系才能飛速的發(fā)展，他們能夠獲得暴利。中國是備受欺負和踐踏的。當時的國人就要尋求出路了。有洋務運動，有維新變法。有五四新文化運動——德先生和賽先生，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革命運動。十月革命的鐘聲響起，馬克思的思想傳入中國大地，又有了新的思潮。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持續(xù)了很久的運動，一直到現(xiàn)在還在發(fā)酵。其中像錢穆啊，是堅守傳統(tǒng)學術的。這里開出的學問，就是所謂的第三期儒學，港臺新儒學。

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甲骨文的研究，地下遺址的挖掘工作，我們有不斷地重新認識中華文化，到了現(xiàn)代，文化復興之號角響起，這里開出的是大陸新儒學。道家的發(fā)展，在于對遺址的探究，從老子上出到伏羲。佛家其實還是在啃老本，不過這個老本夠啃，佛教是宗教，是究竟的學問，所以不會受到時代的影響。至于大學的學術，基本上以西學為主了，儒學其實是很邊緣化，儒學的闡釋體系，還是被西學框住了，概念化，系統(tǒng)化，這種西方哲學的“化”一直在肢解中國的學問，所以說儒學在當前的中國還是很邊緣的。道家和佛家都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而儒家多是被研究，被批判的對象，沒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也許是曾經(jīng)太過輝煌，太過“顯”了吧。

隨著西方現(xiàn)象學、結構主義對西方傳統(tǒng)哲學的解構，現(xiàn)象學與中國原典有在這近幾十年重新遭遇，或許會發(fā)生佛教在中國與儒道的結合而成禪宗這樣的一種轉(zhuǎn)變吧。這也是有著極大可能的，這是一個出口。近些年來，讀經(jīng)運動，書院復興，中醫(yī)復興，國學也熱了起來。我們要樹立自己的文化自信，這也是很現(xiàn)實的需求，中下學課本中，國學的比重也加強了。這些都是“復”的一個個小的點，“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就是找到生命之根源，從天人之際，感受生命之健運不息與敦厚博大。

這里想到《詩經(jīng)》里的一首詩歌：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如晦，我們這五千年的文化，乃至于八千年的文明，不知道經(jīng)歷了多少風雨如晦之時，但是呢，卻從未一直晦暗下去，雄雞晨鳴，陽光總會升起，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這里就是中國人的精神，非常地樂觀，憂患而樂觀。雞鳴不已，就是奮發(fā)向上的精神，是上達之志。既見君子，就如同莊子在《天下篇》里所言的“聞風而悅”，是生命之敞開，是生命接通天地萬物之門戶，是仁之感通，是道之自然而然的顯現(xiàn)，是禪家“明心見性”之覺悟。

天地人，這個永恒的格局里，自然而然地構建了天下，日月星辰之變與不變，與大地之人的仰觀與俯察，建立了中國的天時、文明與中道思想。在這樣的一個天下，孕育了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與民。乃至于后來的道士，以及在天下之內(nèi)外的僧人，菩薩，居士，佛、耶教徒，天主教徒、耶穌、上帝等。在這個文化多元的世界，如何能夠天地清寧？

最近疫情很嚴重，人心惶惶，風雨如晦。陽過之后，作為個人，還是安心工作，多讀書，多寫寫。

標簽： 中國學問的探究聽風有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