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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剛

(相關資料圖)

人類創造了文明，文明各有特色。這些特色，是不同地域、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人們，在曲折的時光隧道中，創造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獨特呈現。文明總是在交流、互鑒、沖突、融合等中經歷著涅槃重生。

文明史研究中的“誤讀”與創造

文明是獨特的，也具有普遍性。軸心時代各種文明共同形成的“金定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種普遍性。文明的獨特性，構成了文明之間交流互鑒、互動的內在根據；文明的普遍性，則使各種文明的共享與交流成為可能。

在研究人類文明的交流與互鑒時，把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區別清楚特別重要。以“格義”佛學為例。佛教傳入中國，究竟從海路入華，還是從陸路入華？究竟西漢末入華，還是東漢初入華？究竟從西域輾轉入華，還是從印度直接入華？這些都是歷史研究中的簡單事實判斷。還有復雜事實判斷，比如對于佛教經典《金剛經》《法華經》《華嚴經》精義的揭示與分析，是否精準而且符合經典本意。玄奘對于《唯識論》的翻譯和理解，也許最符合印度佛教宗旨，但是，唯識宗并不能被中國文化普遍接受，中國人最信仰的凈土宗和禪宗，也許是印度佛教在中國的變種，是自覺和不自覺“誤讀”的結果。

佛教思想作為一種外來文明，必定會經過中華文明的審問與改造方才被接受。“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行的過程，就是佛教被改造與接受的過程。這一過程從事實判斷來看，會是“誤讀”，而從價值判斷來講，也許是創新。文明史研究中的“誤讀”與創造，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格義”佛學有兩個特征。一是歪曲了佛典的原意，這就是所謂誤讀，屬于事實判斷。二是迎合了中國的需求，佛教的中國化促進了中國思想與學術的發展，這是價值判斷。

明末利瑪竇入華，為了適應中國文明特性，傳播包括基督教文化在內的西方文明，多有折中，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是，反對者或原教旨主義者卻因此而在他死后加以清算，清算的根據就是利瑪竇傳播西學“失真”。一場轟轟烈烈的“禮儀之爭”，就表現為要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向中國人傳播西學的執拗，直到中西方政治權力介入、康熙禁教的悲劇出現。

“誤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文明本身具有豐富性、多面性，其中某些部分正好與接受方的某些需求相契相合，這種部分而不是全部的文明交流自然會引起接受過程中的偏差。其次，外來文明元素是否在接收方有合適的土壤。18世紀法國在實行君主立憲（英國）還是開明專制（中國）問題上曾經有過爭論，最后都沒有實現。法國大革命終結了這場討論，使得當時法國矛盾以最激進的方式爆發。從伏爾泰、魁奈和孟德斯鳩對中國文明的討論可以看到，他們對國外文明的取舍完全從本國的需求出發。最后就是接受者將外來元素嫁接到自己熟悉的文化傳統上的能力與路徑問題。晚清中國改革的失敗與日本改革的成功，可以從這方面分析。因此，在文明史研究中，“拿來主義”與格義融通其實是并行不悖的；重點不是考證“拿來主義”所拿的東西是否符合原教旨，而是研究在互動與互鑒中，“他者”如何為我所用。“郢書燕說”也不失為文明創造的一種新途徑。

文明比較研究中的價值判斷

文明比較研究中的價值判斷是多層次的。以長城和大運河為例。長城是中華文明的標志性符號。秦漢時它也許只有軍事意義，清代以后失去了軍事價值，只留下作為文明遺址的文物意義。大運河的開挖是隋煬帝勞民傷財激起民變的重要原因；唐宋的繁榮卻離不開運河的作用；近代以來運河的交通經濟功能在減弱，而它作為人類文明遺產的意義卻得到充分肯定。文明的價值在時間的變化中發生改變。

再以對農業革命與工業革命這兩次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的變革的宏大敘述為例。從農業革命來看，人類古代農業文明中，發生農業革命的地方在東方，比如中國與西亞北非。西歐也有農業，但是不曾有農業革命，其先進農業技術是從亞洲和非洲學來的。從工業革命來看，最早發生工業革命的地區是西歐，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在歷史上也有工業，但亞洲國家的工業化與現代化都存在向發達國家學習，甚至實行“拿來主義”的過程。由此可見，盡管東西方社會都經歷了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但其發軔之地與其后發之區，各有不同。就農業革命而言，東方是發軔之地，西方是后發之區；就工業革命而言，西方是發軔之地，東方是后發之區。東西方都會結合自身國家與地區的地域條件以及歷史文化特點等，對先進技術進行引進、吸收和消化，因而表現出不同特色。同時，東西方文明又在不同中成就彼此，人類新文明的生發和進步由此得以實現。（作者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閱讀延伸

“郢書燕說”式的“誤讀”是文明交流的常見模式

“郢書燕說”的典故出自《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大意為：郢人在夜間給燕相國寫信，燭火不明，便吩咐旁人“舉燭”，因而誤將“舉燭”二字寫入信內。燕相國看后認為，“舉燭”乃“尚明”之意，誤以為郢人借“舉燭”二字，建議他舉用賢明之士。燕相國理解“舉燭”二字的路徑，與其主觀立場和需求密切相關——相國的職責即舉賢任能、治國理政。古代中西文明交往，尤其是思想、學術領域的交流，往往是通過這種方式展開的。

歐洲啟蒙時代發明的許多新說，看似與中國思想文化有直接聯系，實際上是建立在“誤解”中國文化的基礎之上的。元雜劇《趙氏孤兒》被伏爾泰改編成《中國孤兒》，所要表達的道德訴求，契合歐洲社會的需要，與同時代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表達的訴求一致。這種解讀或者“誤解”是一種自我詮釋，促使歐洲人更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文化。早期漢學的誕生，正是這種“郢書燕說”的產物。 （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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