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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五柳七

【資料圖】

“看到近日登載的結婚廣告，署名是何益善姜桂清夫婦。這一對新婚夫婦，既不用種種舊式的結婚方法，也沒采用如今流行的文明方法，只登一段廣告，便正式結合了，這真是簡單方便，別開生面。……我國的婚姻傳統，所謂‘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不過是為了大家都能看到聽到。說到要讓大家都看到聽到，哪有超過現在登廣告的效應的呢？”這是1926年8月3日，廣州《民國日報》刊登的文章《怎樣結婚最經濟？登廣告》，一紙廣告，見證了“五四”以來，“婚姻自由”的進步思潮的興起。

登報結婚成為民國時婚俗變革的方式之一。《新婦女》雜志主編陸秋心曾言及：“大概男女雙方同意后就共同具名在報上登一條結婚啟事，邀請親友在一定場合聚餐，雙方共為主人，這結婚的手續就算完畢。”

1933年5月，一位名叫李秉嘉的男性在《申報》上刊登征婚廣告，頗具代表性。他在擇偶要求上明確表示，要“打破貞潔貞操觀念，鏟除封建殘余”。此后兩月，李秉嘉又在《申報》上發布了兩則啟事。一則在對公眾熱烈反響表達感激之情之外，又抗議“有敘名趙女士，不知何許人，硬來加入胡鬧，為聞者所恥笑”。第二則廣告則申明自己已經找到理想伴侶，并保證“應征信，將予以銷毀，并嚴格保守秘密，請諸女性朋友放心”。此后夫妻雙方聯合發布結婚廣告，表示“志同道合、感情和協，由誠執之友誼愿為凈潔之終身伴侶”。

今夏登報結婚這一方式再次成為年輕人關注的熱點。一家服務公司表示，僅七月第一周，就接到了近百份登報結婚申請，需求者多是90后，生活在一二線城市。登報結婚的風潮迅速登上熱搜，被網友贊為“復古的浪漫”。

登報結婚于晚清時發軔、“五四”時形成風潮。回看百年前的結婚廣告，當時青年，并非只是為了營造浪漫，而是希望借此形成公眾表達，張揚自身對“愛情自由”“男女平等”的進步主張，以及革新傳統婚俗禮儀的迫切愿望。

1930年報紙上的訂婚啟事

《申報》《大公報》開風氣之先

近代報刊中，刊登婚事廣告最多、最豐富的，當屬《申報》和《大公報》。

晚清之時，廣告與告白互通，告白的使用頻率遠高于廣告一詞。據學者高學琴考證，國內報刊首次使用“廣告”一詞，始見于1878年11月23日的《申報》。

當時的婚事廣告包括了“征婚”“訂婚”“結婚”“離婚”還有“同居”等內容。婚事廣告被列入“分類廣告”。現代新聞學者徐寶璜在所著《新聞學》中說：“此種廣告，實乃小形之新聞。每一部類，均有一部分人，急欲取而讀之。”《申報》在1923年較早開設了分類廣告，甚至編纂《廣告與人生》一書，撰寫《分類廣告與結婚》。

從1902年創刊起，《大公報》有關婚姻的啟事就開始出現，此后不斷增多。近代最早的征婚廣告即是1902年6月26日在《大公報》上刊登的南清志士求偶廣告：“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來游學。此君尚未娶婦，意欲訪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為室。其主義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曉中西學術門徑。三聘娶儀式悉照文明通例，盡除中國舊有之陋俗。”其時正值清政府在朝野重壓之下宣布實行“新政”，廢除滿漢通婚禁令，發布勸止纏足的諭旨。

周作人曾感慨：“像離婚這樣重大（雖亦平常）的事件，要使親友周知，卻只花一角錢，登一天分類廣告就了事，這實在是中國婚姻史上的大變化，民國史上的新現象。”

1927年9月，蔣介石在與宋美齡結婚前，也是在上海《申報》上刊登了《蔣中正啟事》，向公眾說明他與原配毛氏及侍妾、前任妻子的關系。

《大公報》

新觀念從通商口岸開始傳播

上海是近代最早開放的通商口岸之一。開埠以來，西方傳教士以及西方移民的大量涌入，帶來了西式婚俗理念。

據統計，開埠后，上海租界的西人人數逐年增加：1843年開埠之初，上海登記在案的外國人僅為26人，至1850年已經超過200人。1850年10月1日，也就是《字林西報》創辦的同年，英國人威廉和伊麗莎的婚禮啟事，最早見于報端。

上海商業與文化娛樂業的迅猛發展，茶館、戲院、夜總會等娛樂場所日漸增多，婦女開始走出家門，或出入于公共娛樂場所，或加入職場，使上海風氣大開，對“男女之防”的中國傳統專制壁壘造成沖擊。

據《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一書，倡導所謂的“文明婚禮”，初期主要“以留學生和新式學堂學生為主體”，多發生在“沿海通商口岸及大都市，如上海、廣州、天津等地，在內地的江西、北京也有少數人采納，但多以留學生歸來或接受新式教育者”。

至“五四”時期，新興知識分子在報紙上刊登征婚廣告，公開宣揚“男女平等”“戀愛自由”等平權思想，報紙成為對傳統婚俗進行變革的重要陣地。

社會名流同樣身體力行，如蔡元培兩度續弦，均刊登了征婚廣告。馮玉祥也是通過友人刊登征婚廣告，與李德全相識而結為伉儷。

1930年12月，國民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國民法親屬編》，將男女平等的理念融入了立法規定，涉及離婚自主、設立夫妻財產制度等內容，取消了父母包辦、婚姻論財的規定，承認一夫一妻制，納妾不被認可。

傳統婚俗仍然存在，當時婚姻觀念，仍舊是新舊雜糅，革新并不徹底。

民國報紙上的一份文藝派賀詞

“文明結婚”有什么變化

在“如何變”的問題上，“五四”以后，被社會普遍關注的文明結婚，主張效仿西方，融合西式婚姻禮節。具體變化是：

在地點上，多選用公園、新式飯店等公共場所；

在時間上，一改約定俗成的傍晚時分，白天舉行婚禮者日漸增多；

在禮節上，廢除跪拜改行鞠躬，采納交換婚戒之儀式，新人與證婚人、主婚人一同簽訂婚書；

在禮服上，簡化了新娘繁復的鳳冠霞帔，將紅蓋頭改為頭紗。

1921年，《禮拜六》周刊“寫真箱”欄目曾連載署名程瞻廬作品，小說中的女主角石三小姐返回蘇州與衛家完婚。女學生石三小姐傾心于新式結婚禮，并渴望拍攝新式婚禮照片送到報社刊登，最后獲得了廢除跪拜禮的勝利，但是她的婚禮儀式亦被迫按照傳統儀式舉行。

大多數婚啟在婚禮以前刊登，也有少數在事后刊登。形式上有簡有繁，被稱為“國民黨第一支筆”的陳布雷為其弟發布的結婚啟事，刊載于1946年4月27日的《申報》，用雙喜字組成邊框。人名用黑體大字，所占版面比普通婚啟多出兩倍以上。與結婚、訂婚相聯系，還有婚前的祝啟和婚后的謝啟。

各類婚啟一般都有“茲承某某、某某兩先生介紹，并征得雙方家長同意”一語，不少婚啟把“我倆意見相合”“我倆意見相投”“我倆意見想恰”作為主要依據。婚啟同樣反映了政治形勢及人們對時局的關照，如抗戰期間，婚啟就多見“非常時期”“國難之際”“全面抗戰期間”等語。

1921年，趙元任與楊步偉在中山公園格言亭下合影，算作“結婚通知書”。

主要為了反對傳統儀式

1930年，一項對北平100多位學生的社會調查顯示，91.31%的人表示不要結婚儀式，有些則表示希望儀式要簡單，或者只要刊發一個啟事、通告即可。1924年《婦女雜志》也曾發起過討論：結婚是否必需相當的儀式？結果在八篇征文中只有一人認為有必要。

包天笑在《釧影樓回憶錄》中回憶友人楊景森，即受婚儀所害：“蔭孫的弟弟，他是美國留學生，回國后，即在上海謀事。他對了一頭親事（舊式婚姻），其未婚夫人是富家女郎（上海施家，是著名的外交家），為了結婚場面豪華起見，拼命勤勞的寫作，雖以病軀，力疾工作。結婚以后，未及數年，病即大發，養疴于莫干山，即病歿于山上。”

從民國時婚姻廣告上可以看到，出于打破傳統婚儀的理念，出現了旅行結婚、集團結婚等新方式，如《大公報》上1943年的一則結婚啟事：“茲奉雙方家長之命，于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在渝結婚。國難期間，僅赴北碚旅行以代婚儀，特此敬告諸親友。”

對傳統婚儀的反抗，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同居觀念的盛行。民國時期的“同居”概念與今日有別，當時登報聲明同居關系，多以婚姻自由為主張，希望借此打破固有樊籬，廢除鋪張禮儀。當時的男女雙方并非不介意社會輿論的質疑，而希望以此獲得公眾認可。如1930年1月1日《中央日報》的一則同居啟事，其實在事實上已經明確為夫妻關系：

“我倆本革命互助之精神，由真誠純潔的愛情而結合，廢除一切無意識之婚儀，訂于十九年一月一日實行同居之愛，誓共守白頭之約，特此登報聲明。”

1944年，蕭珊與巴金結婚時，他們并沒有舉辦婚宴，而是前往貴陽旅行結婚。

“八姑奶奶”上了廣告

婚事廣告因為字數的限制，將重要的個人或社會信息濃縮成幾句話，容易被人接受和傳播，但也會導致烏龍事件，被波及者只好再登報澄清。如1934年7月4日，歐陽慧在《中央日報》上刊登廣告：“本人服務警察醫務所，兩年來深居鮮出，閱二日中央日報載歐陽慧訂婚啟事一則，即首都人口繁多或有同一姓名者，但恐遠方親友以訛傳訛，特此聲明。”

民國時期最為轟動的一次婚啟事件，讓民國“鐵娘子”唐群英走了麥城。

1913年2月16日，《長沙日報》刊登了一則唐群英與鄭師道結婚的廣告：

“道、英在京因道義感情成婚姻之愛，已憑族友一再訂盟于便宜坊。當二月四號結婚于天津日本白屋旅館。為國步艱難，故儉禮從事。今偕湘省，擬重登花燭，以樂慈幃。因誤會少生家人之變動，致啟無人道、不根法律插畫之誹議。殊不知兒女英雄，凡事皆出人一等，同志亮諸。鄭師道、唐群英同啟。”

唐群英，湖南衡陽人，其父唐少垣青年時曾參加曾國藩的湘軍，被封為振威將軍。三女兒唐群英是父親最疼愛的女兒，居第八，人稱“八姑奶奶”。唐19歲喪父，結婚不久，女兒夭折，丈夫也早逝。唐群英決計“不再嫁人，但要重新做人”。

1904年，唐群英追隨好友秋瑾，赴日本求學。在東京求學期間，唐群英經黃興介紹認識了孫中山，成為同盟會第一個女會員。武昌起義時，“雙槍女將”唐群英更是主動請纓，建立“女子北伐隊”。唐群英性格剛烈，甚至敢于在同盟會會議上公然打宋教仁耳光。

唐群英

“被結婚”成了鬧劇

此則啟事實際上是男方鄭師道單方面行為，唐群英純屬“被結婚”。

唐群英聞訊大怒，率眾打上報館。報館答應在第二天報紙上刊登致歉聲明。但在好事者的挑唆下，唐又二度殺回報館，砸了報社招牌。報館于是一紙訴狀告上法庭。唐對此揚言三槍解決此事：一槍給鄭師道，一槍給《長沙日報》主編，還有一槍給自己。

李定夷《民國趣史》對此事記載周詳。依其說，此事內情復雜，“鄭師道者，素患神經病，前在參議院，以錫箔裹雞卵為炸彈，恐嚇參議員，即其人也。在京時，與唐群英有結婚之說，唐繼以其瘋狂，不愿與為偶。”

此事迅速發酵，尤其是“鴛鴦蝴蝶派”一眾作家，更是對此添油加醋、百般演繹。如平江不肖生小說《留東外史》，把唐群英說成“母大蟲”一只。

無獨有偶，與唐群英齊名的女權意見領袖王昌國也成了“被結婚”的受害者，當時京滬各報刊載其與同盟會元老譚人鳳婚事，王只好遍登廣告，撇清與譚人鳳關系，聲明“余誓抱柏舟主義，決不再醮”。“柏舟”一詞出自《詩經》，“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詩集傳》注），王作此比喻并不恰當，唐群英同樣聲張自己持“柏舟主義”立場。

唐群英一案件“雷聲大，雨點小”。《長沙日報》連續兩天刊登了結此案的“本報特別啟事”，唐對報館付出二千元洋銀賠償，譚延闿以都督名義為唐的名譽“辟污”。二次革命后，唐回鄉從事“女學”，逐漸脫離公眾視線。

在報紙刊登結婚廣告，是對愛情做了鄭重見證，也是對社會公眾的公開宣告。追求浪漫之外，更要有負責任的態度和觀念，不可草率兒戲。（責任編輯：沈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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